三大战役之后最安全的配资平台，蒋介石已无重兵调动，虽然还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部队，如果再加上警，宪，民团，特务组织共有240万人。
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，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。表面上看，国民党仍拥有71个军227个师约115万正规军，加上特种兵、机关、学校和地方部队，总兵力达到204万人。如果再计入警察、宪兵、民团和特务组织，总数量接近240万人。然而，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腐朽空虚的军事体系。
在这240万人中，能够真正投入战场的作战部队仅有146万人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在三大战役中受到重创的部队。这些部队不仅战斗力严重下降，补给和装备也都存在巨大缺口。更为致命的是，这些部队分散在从银川、兰州、西安、宜昌以西和武汉、南京与上海以南的广大地区，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。
部队构成的问题同样严重。正规军与非正规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斗力差距，而且指挥系统也完全不同。警察、宪兵等治安部队虽然在人数上为国民党军队增添了不少数字，但这些部队缺乏战场经验，装备简陋，根本无法承担正面战场的任务。民团和地方武装更是良莠不齐，有些甚至已经出现动摇倾向。
最令人担忧的是指挥系统的混乱。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三大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。以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在华中地区推动＂五省联盟＂，试图借此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权威。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自保，军令难以统一。这种局面导致许多重要战略决策无法有效执行，部队调动往往受制于派系之争。
军饷问题则是另一个严重困扰国民党军队的难题。由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，军饷发放经常出现延误或短缺。一些部队不得不就地筹粮，加重了与地方的矛盾。补给系统的紊乱使得部队战斗力进一步下降，士兵逃亡现象日益普遍。
这种种问题相互交织，使得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可观，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外强中干的队伍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民党在长江防线上的布防显得更加捉襟见肘，为后来防线的迅速崩溃埋下了伏笔。
国民党在长江防线的军事部署上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防区重点选择上的严重分歧。汤恩伯主张将防御重点放在江阴以下地区，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，而在南京上下游仅留少量部队。这与当时长江地理形势极不相符。江阴以下江面开阔，不利于防守，反而在南京附近的江段，由于地形狭窄，支流众多，更适合设防。这种违背军事常识的部署，直接导致了防线的脆弱性。
机动部队的调配更是令人不解。当芜湖战事吃紧时，指挥部非但没有调动附近的第106军增援，反而抽调了远在沪宁线的第99军。这种顾此失彼的调度，不仅未能及时支援前线，还削弱了其他重要防区的力量。结果是援军未到，前线已溃，两支部队都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困境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战役中表现出极度保守的战术思维。明明拥有空军和炮舰的优势，却未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当解放军开始渡江准备时，这些优势兵种并未能有效干扰敌军的集结和渡江。在战役后期，许多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，有的甚至未经交战就主动撤退。
高层将领的逃亡心态也严重影响了军队士气。随着战局的恶化，不少高级军官已经开始为自己谋后路，有的暗中准备退路，有的干脆带部投诚。这种态度很快就传染给了基层官兵，使得整个防线笼罩在一片消极抵抗的氛围中。
地方民众的态度转变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。经过多年的腐败统治，国民党早已失去民心。当解放军渡江时，不少地方百姓都给予了积极支持。据统计，仅在山东、苏北、皖北等地就有320万民工参与支援前线，运送粮食超过3.4亿斤。这种鲜明的对比，充分说明了国民党政权在基层社会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。
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防线的崩溃。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，最终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，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。这一决定使得国民党失去了最后的国际支撑。加上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，物价飞涨，民生凋敝，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，使得长江防线的失守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国民党军队即便拥有数量可观的部队，也难以改变战争的结局。最终，这条被寄予厚望的天险，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轰然倒塌最安全的配资平台，成为了国民党统治覆灭的见证。
